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朝鲜也出现了柳得恭、李德懋、洪良浩、朴趾源、朴齐家、洪大容等实学家，其中有很多是朝鲜的燕行使团成员，他们在中国游览交际，打破李朝的偏见，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真相，主张人们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思想和生产技术，被称作“北学论”。北学论者朴趾源曾随朝鲜使团参加乾隆皇帝七十寿辰庆典，将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26卷本的《热河日记》。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介绍中国的巨著。他在书中提出向中国学习利用厚生的学问，指出满族统治的中国土地，仍然是产生过汉、唐、宋、明等朝代的华夏大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仍然是三代以来汉唐宋明遗民，学习中国不等于学习夷狄：“苟使法良而制美，则固将进夷狄而师之。况其规模之广大，心法之精微，制作之宏远，文章之焕赫，犹存汉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他主张学习中国的交通、农业和运输技术。北学派介绍的中国新学风、新学派，给朝鲜实学注入了新的营养。朝鲜的实学大家丁若镛也通过这些书籍资料汲取营养，感受中国学术风气的变化。朝鲜实学家们摆脱了已经变成僵死教条的朱子学说的束缚，朝鲜出现了最初的民族意识、民本意识和改革意识。

　　此外，天主教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传入朝鲜。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用朝鲜政府对西洋天文历法和天文仪器感兴趣的机会，同来京的朝鲜使臣交往，传教士的博学多闻、教堂的庄严崇高、基督教教义表述的新奇观念，也随着这些交往传给了朝鲜使臣。

　　正祖八年（1784年），朝鲜使臣李承薰在北京天主教南堂领洗为天主教徒，教名伯多禄（彼得）。他回国之后开始了秘密传教活动，朝鲜的天主教徒组织的地下教会，信徒迅速增加。但是朝鲜的教会属于自发性质，没有经过教会任命的神职人员，教徒为教徒受洗，不符合天主教教义。由于朝鲜严格禁止西洋人入境，所以北京教区主教决定派遣相貌与朝鲜人相同的中国传教士进入朝鲜。

　　1791年12月23日，周文谟教士历尽艰辛，潜入朝鲜国境，随即开始了传教活动，入教信徒有两班显贵，也有卑贱的士卒。朝鲜政府将天主教视为邪教，不断逮捕处决教徒，在得知有中国传教士潜入之后，更是加紧了搜捕，逮捕、拷打教徒。为了保护广大朝鲜教徒的安全，周文谟决定向朝鲜政府自首，于1801年 4月19日在汉城英勇就义。此案被称作“辛酉邪狱”，众多教徒和进步思想家如李承薰、丁若镛等人被处刑和流放。朴趾源、朴齐家等与天主教无直接关联的北学论者也被降职、革职。韩国学者认为，周文谟在朝鲜的活动已经超出了宗教的范畴，通过他的活动，十八世纪末的朝鲜社会在了解和吸收欧洲外来文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虽然残酷镇压天主教，但是正祖大王还是被公认为李朝五百多年中最有孝心的一位国王之一。尽管被祖父强行过继给10岁就死掉的伯父，但是他对生父庄献世子的惨死始终念念不忘。他将父亲的坟墓从汉城近郊杨州永佑园迁到了京畿道的水原显隆园，并在陵园附近修建了自己的健陵，以长伴生父亡灵。1796年，他还令丁若镛主持在水原兴建一座新都城，这就是有名的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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