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将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以来，便有这样一种逻辑，他们向乡民保证，若是法律制度完善了，社会就会有秩序，有了社会的秩序，经济才会有发展，人民就会受益。而这种承诺背后隐含着一套游离于人们生活之外的并且有法学家们借鉴或者构想出来的规则。哈耶克曾在著名的论文《建构主义的谬误》中指出，指导人们行为的规则有三种类型，一是只在事实上得到人们遵循但却从未被人们用文字加以陈述的规则，这种规则我们能够适用却并不明确知道；二是那些形成了文字但表达的依然是很久以前为人们在行动中所普遍遵循的准则；

　　三是那些由刻意引入而成文的规则。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倾向于否弃第一种和第二种规则，只认第三种规则。这种规则虽然很迷人，但起背后的理念却与乡民的固有理念相冲突。而国家威权体制从来又没有正视这种冲突，没有努力化解冲突，甚至还在误导。例如历来的所谓“普法”多是教训乡民要守法，而没有解释国家法的背后理念，更没有试图去理解乡民的观念，而笼统斥之为落后的封建的。

　　而与此相对照的，国家威权体系的“符号”们往往是落后的封建的，他们作为“符号”的观念也不是现代官僚体制中“符号”所应当持有的观念，比如前文分析的支持马山追求权力的背后是“特权”观念。因此，可以这样说，悲剧的产生是由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犯了“建构主义的谬误”。

　　按照吉登斯的国家理论，现代社会转型，除了生产力的提高（Marx）、人的理性化（Max Weber）、社会分工的发展（Durkheim）之外，最重要的是国家形态的变化。在传统国家中，国家威权体制涵盖面有限，政府的行政控制限于城市以内，不可能及于影片中的边陲小镇的。而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就是乡民不断从地方性的制约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的过程。

　　现代化的过程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的确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然而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在国家看来这是个不可避免、理所当然的过程，但对乡民来说却可能是一种痛苦的适应过程，而那些无法通过自我调节来适应国家步伐的人还在痛苦的挣扎。马山的角色分裂和刘结巴的寻找正义的悲剧就是这种挣扎的典例，电影《寻枪》也正是在描述这种挣扎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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